由中共惠州市委宣傳部、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、惠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、惠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聯合編纂的《惠州文庫》，是一套貫通千年的文化巨典。全書共60冊，收錄自東晉至民國時期的珍稀古籍285種，總頁數逾3.2萬頁，內容涵蓋詩文別集、學術論著、地方志書、醫典藥方、輿圖地理、金石文獻、宗教典籍、科舉檔案、家族文書、社會文獻、蒙學讀物與藝術圖文等類別，原版影印出版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獻原始形態。

《惠州文庫》全書共60冊。惠州東江圖片社供圖

　　此書的出版，標志著惠州的地方文獻系統首次實現了大規模、成體系、公開化的集成。在此之前，惠州的古代文獻長期處于“散、亂、缺、隱”的狀態。《惠州文庫》的誕生，完成了一場“文明的歸航”，將曾被遺忘、誤讀或邊緣化的文本重新打撈、分類、集結，使其從孤立的遺存升華為有機的體系。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依傳統分類法設經、史、子、集、叢五部，并附錄重要古籍14種。在“五部一體”的宏大架構中，經部定禮俗之錨，史部繪治亂之圖，子部兼百家之藝，集部鑄文心之魂，叢部存通儒之辨。五大部類輔以附錄，構筑起惠州歷史文化的基本框架。

讀者在翻閱《惠州文庫》。 惠州東江圖片社供圖

　　經部

　　讓經典進入日常教學與社會生活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經部共收古籍8種，數量雖少，卻構成一個完整的學習體系。這些著作共同指向一種務實取向：不急于構建宏大哲學體系，而是先讓經典落地生根進入課堂、融入教學、服務科舉、普及鄉里。

　　首冊所收《經學大義》，為清末惠州學者楊壽昌所編，是晚清新式學堂的經學教材。其時西學東漸，傳統經學面臨“無用”的質疑，楊壽昌試圖通過實用化、現實化重構經學價值，強調經學需“切于今日之實用”。

　　明代惠州大儒楊起元參與編撰的“孝經三書”（《孝經引證》《孝經宗旨》《孝經廣義》），構成一個由訓詁到義理、由外證到內省的知識鏈條。楊起元為明代著名理學家，其編纂邏輯體現泰州學派“以經證心”的學術取向，將“孝”從家庭倫理擴展至社會與自然法則，強調其對道德與政治的深層作用。

　　楊起元等人批注的《四書參》與《四書眼》皆聚焦“四書”研讀，屬科舉輔導用書，并以禪宗思想詮釋儒家經典。《四書參》以李贄的《四書評》為底本，以陽明心學為根基，突出特點是反對傳統束縛，強調獨立思考。

　　《匯雅》為明代張萱所撰綜合性字書與訓詁學著作，系統歸類古代詞匯，征引浩博，考察語義演變，體現了晚明學者整合漢唐至宋元訓詁成果、重建經典語義系統的學術抱負。

　　《大同天籟》是清代陳希伋等人編寫的音韻啟蒙讀物，以改革漢字注音體系、簡化語音學習、推動文化普及為目標。作為晚清拼音化運動的地方回響，它證明語言改革思潮已波及惠州士紳階層。

　　綜觀經部8種，體現出“先明綱領，再進場屋；先守文獻，再談義理；先存典故，再資辭藻”的學習邏輯。嶺南經學，正是以這種“日用即道”的智慧，完成了經典從“天理”到“人事”的溫柔轉身。

　　史部

　　地方治理與山水文化的印記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史部收錄古籍128種，時間跨度自宋元至民國，綿延九百余年，構成整部文庫最為堅實的歷史骨架。與傳統史籍注重王朝更迭不同，這批文獻多為記錄鹽課、漁稅、保甲、義倉等“瑣碎之事”。

　　史部的核心是多層級、跨時代的地方志系統。《惠州府志》七修不輟，從明代嘉靖年間到清末光緒年間，共存7種版本。各縣亦有多輪修志傳統，部分甚至達五代以上。這些方志共同記錄了惠州從明代地方秩序的構建到明清鼎革的陣痛，再到清代統治的鞏固與晚期面臨的千年變局。

　　除志書外，一批專題性史籍進一步細化了制度運作的真實狀況。民國八年惠陽方光著的《粵鹺述略》專述廣東鹽政，填補了廣東地方經濟史研究的空白。順治版和乾隆版的《廣東賦役全書》（惠州部分）是記載惠州府賦役數額的冊籍，清晰界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權責。

　　一批硃卷、題名錄、學堂報告表，構成基層文教系統的“原始數據庫”。呂龍光、張蔚增等人會試、鄉試的《硃卷》，是寒窗苦讀的惠州士子在清代學術競技場上的上乘展現。區別于傳統私塾的經學教育，陳高第的《惠州初級師范簡易科館講義》，則是清末廢科舉、興學堂背景下地方教育轉型的實踐。

　　史部的另一顯著特征，是圍繞羅浮山與惠州西湖形成的密集文本群，其中收錄明代至民國羅浮的山志、紀勝類文獻25種，專記西湖的著述5種。清康熙年間宋廣業纂輯的《羅浮山志會編》，博采歷代舊志、詩文、碑刻、傳說，構建了龐大而系統的羅浮山知識體系。張友仁1947年著的《惠州西湖志》，對西湖303處景點的命名緣由、沿革興廢明晰記述，收錄宋代至民國吟詠西湖的作者387人，作品1400多篇。

　　史部還收錄清光緒年間的《豐湖書藏目錄》和1934年的《惠州私立豐湖圖書館書目》等。這些文獻反映了惠州藏書機構的興衰歷史，記錄了惠州地方士紳對公益文化事業的參與情況。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史部是一套高度系統化、持續更新、多維度交織的“地方治理檔案庫”。這些地方文獻不靠宣言彰顯價值，只憑記錄留存真相；不求內容驚世駭俗，但求細節真實。

　　子部

　　道藝相濟的嶺南實用智慧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子部收錄古籍36種，涵蓋醫藥、道佛、兵略、書畫、家訓、雜錄等多個門類。其所呈現的，是可施于療疾、可用于養生、可傳之家塾、可行于鄉土的“實學”。

　　子部中最具代表性的，當屬葛洪所著《抱樸子內篇》與《葛仙翁肘后備急方》。二者并置，猶如理論與實踐的雙翼，共同構成魏晉時期道教知識體系的基本形態。《抱樸子內篇》集古代神仙思想之大成，奠立道教理論體系；《葛仙翁肘后備急方》則收錄70多種急癥救治方法，力求“簡、便、廉、驗”。

　　南宋陳楠所著《翠虛篇》，是道教修煉重心由外丹轉向內丹的關鍵文本。陳楠為道教南宗四祖，其《翠虛篇》強調內丹修煉為超脫生死的根本途徑，形成“以身為爐”的內煉體系。至清代，陳銘珪的《長春道教源流》對內丹傳統進行再詮釋，將內丹重新定位于養生實踐。

　　明代張萱一百零七卷的《西園聞見錄》視野宏闊，分類編纂朝章國故、名臣言行、鄉野民風等內容，堪稱明代社會全景圖錄。

　　清代惠州兒科醫家陳復正所著《幼幼集成》，是一部兒科疾病與調養護理專書。全書貫穿“審證簡要，用藥平和”的宗旨，實為鄉野郎中量身之作。

　　清光緒年間博羅王福康所撰《家訓》，明確倫理規范、人品要求與處世原則，聚焦教育普及、災荒應對等實際問題，體現了晚清家訓務實致用的特點。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子部呈現了一套綿延千年的“道藝共生”實踐體系。它們共同印證了真正的“道”不在云端，而蘊于民間日用之間。當信仰化為可操作的技術，當技術升華為生命的修養，文明便在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。

　　集部

　　湖山題詠中的家國敘事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集部廣納自宋代至近代詩文典籍97種，脈絡貫通而意涵豐厚。從宋代蘇軾寓惠詩文開篇，至明清名家的著述存錄，完整鋪展出惠州文學與學術從發軔到演進的千年軌跡。

　　集部精選蘇軾寓惠作品的三種代表性版本：明萬歷三十七年蕭與成編《寓惠錄》、崇禎四年黎遵指編《蘇文忠先生寓惠全集》、清道光年間邵長蘅等注《東坡寓惠集注釋》。這三部典籍，形成“專題輯錄-系統整理-深度詮釋”的完整鏈條，共同塑造了“蘇軾寓惠”的文化記憶。

　　明代惠州文壇翹楚葉春及等人的13部力作，呈現出明代惠州文史的基本面貌。其中博羅人韓日纘與歸善人葉夢熊，一位官至禮部尚書，一位官至兵部尚書，皆位極臺閣，其創作既根植于儒家義理，又不失詩人情懷。韓日纘的《韓文恪公文集》收錄詩文832篇，形成一主外務、一寄幽懷的互補結構；葉夢熊的《葉太保集》雖非完帙，卻可以窺見其作為“儒將”的思想內核。

　　清代文獻收錄趙希璜、宋湘等55位作者的61部著作，呈現“惠籍為主、客籍為輔”的雙軌格局。江逢辰的《江孝通遺集》收錄詩文詞賦19卷，其中專設《和東坡寓惠詩》一卷，收錄追和之作44首，構成一場跨越時空的詩學對話。博羅韓綺如的《容韓女士詩鈔》則以細膩的筆觸書寫親情離合、湖山風物，展現出女性獨有的觀照視角。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集部既見證了“東坡文化”從文獻輯錄到精神內化的傳承演進，也記錄了惠州士人以筆墨回應時代、守望家國的不變初心。它讓“天下不敢小惠州”的文化自信，在代代相傳的筆墨中愈發醇厚，沉淀為惠州的底氣與榮光。

　　叢部與附錄

　　考據之筆與文獻遺珠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叢部收錄清代練恕的《多識錄》與民國方光的《國學別錄》兩部著作，成為觀察近代惠州學者精神世界的一扇窗口。

　　《多識錄》為清代連平縣學者練恕的遺著。練恕早慧，18歲離世，其父將遺稿整理刊行。全書內容廣博，其中《后漢公卿表》等四種因“補史之缺”的卓見，被現代史學界收入《二十五史補編》。練恕承襲乾嘉學風，治學重心在于職官、地理與名物訓詁，踐行“由訓詁通義理”的樸學路徑。

　　《國學別錄》是方光的國學考據著作，聚焦先秦至漢代的學術源流。方光以10年之功逐字考據，重厘諸子思想本質，提出儒、道、法諸家雖路徑各異，然其終極指向皆為“治”。

　　“附錄”14部，收錄體例特殊、版本孤絕或歸部兩難的文化遺珠。宋代陳楠的《羅浮翠虛吟》及《泥洹集》是“詩訣合一”的獨特表達。明嘉靖二十三年刻印的《重校宋蘇文忠公寓惠錄》，是學者精心重校之本，塑造出立體的“寓惠東坡”形象。是嶺南書畫題跋文獻中的珍貴遺存，映照出明代惠州文人的藝術審美。楊起元的《楊復所先生詩集》則體現這位大儒由論道向抒情的內心轉向。（鄒永祥）

　　結束語

藏珍籍千秋 續文明萬代

　　《惠州文庫》的出版，是一場跨越千年的文明重逢，是一次對惠州文化根脈的系統性喚醒。這部巨典最深刻的意義在于表明：惠州文化并非中原文明的邊緣回響，而是一種具有獨立品格的文明形態。從陳楠以內丹超越外藥，到楊起元以心學闡釋《四書》；從蘇軾寓惠播撒文教火種，到鄧承修以直諫守護士人氣節，這條綿延不絕的精神脈絡，塑造了惠州文化“守正開新、內外兼修”的獨特基因。

　　經典之所以不朽，不在于高不可攀，而在于曾被一代代普通人翻閱、批注、傳抄與實踐；文明之所以延續，仰賴無數無名者的接續傳承。《惠州文庫》讓束之高閣的古籍重新回歸土地、走進課堂、滋養人心，使惠州的文化根脈在字里行間愈發清晰可觸。

　　立于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潮頭回望，《惠州文庫》已成為整個灣區文明對話的重要資源。它提醒我們：真正的文化創新，必建立在對本土傳統的深刻理解之上；堅定的文化自信，必源于對自身來路的清醒認知。（鄒永祥）